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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虚构文学:在场的力量

作者: 来源:中国作家网 发布时间:2014-08-08

正如慕容雪村所说,非虚构文学作品的最大特色在于“提供一种在场的力量”,为历史保留一个个鲜活的“样本”。但是,也有作家在质疑和反思这种写作立场,认为“非虚构”在中国就好比一个被寄予厚望的孩童,中国当代文学想象力普遍缺失的问题依然不可轻视。

我们对非虚构文学的了解是否足够充分?中国的文学到底应该写什么,如何写?南方日报记者就此专访了作家和学者,邀请他们一起来谈谈非虚构文学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和发展前景。

寻根溯源

“非虚构”: 时代的产儿

什么是“非虚构文学”?曾经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非虚构是解释世界,虚构是描述世界”。严格说来,“非虚构”是个舶来品,英语中的“Nonfiction”一词,直译是“非小说”,还可译为“非虚构文学”。非虚构文学这个概念最早是被西方文学界引用,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美国开始兴起。那时候的美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动,越南战争的阴霾、民权运动、光怪陆离的政治事件等等充斥着人们的耳目。于是“非虚构”的写作形式成为作家直面现实的最有利武器,大大领先于想象和虚构。在那个纷繁复杂的年代,人们渴望事实,尤其是那些基于真实的数据和资料。非虚构文学的纪实性和反应速度之快,让人们最直接地触及时代和社会的脉搏。

直到现在,“非虚构”在美国也是非常重要的写作流派,其中包括多种形式——人物传记、散文、回忆录、游记甚至是食记。在普林斯顿大学,“非虚构”是一门写作课程,从1975年开始一直延续至今,何伟的写作生涯可以追溯到这门课程。

在中国,在“非虚构”这个概念出现之前,有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它们介于散文和小说之间,兼具新闻性和文学性,承担着记录现实、反映真实的任务。可以说,报告文学初具“非虚构”精神。在上个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一片繁荣,作家心存知识分子的情怀,常常在报告文学中融入兼济天下的抱负和社会责任感,并将此转化为作品中所要求彰显的时代精神。譬如徐迟的《地质之光》、理由的《扬眉剑出鞘》都在高唱新时代、新精神。可以说,上世纪80年代的报告文学虽然反映时代,更着重于书写重大题材,与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保持着过于紧密的联系。

在文学创作越来越书斋化的今天,失去生活质感和现实力量的事实使文学日趋边缘化。非虚构文学则在写作的路径和思维上重新聚焦现实这片富矿,唤起人们的关注。除此之外,当前的中国,同样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社会转型期,“作为一个小说作者,生活在这个时代非常幸福,每天发生很多的事情,都可以作为我们小说的题材,同时它也可以成为非虚构写作的题材和契机。”慕容雪村说。与报告文学最大的不同在于,当代的非虚构作家重反思,轻赞颂。“就是有什么说什么,事情真实发生了我就讲这个事情。”慕容雪村如是说。

审视现状

生活捕手 拓展文学边界

目前,非虚构已经和极高的社会关注度捆绑在一起。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非虚构文学的现实维度和文学质地也让文学从精英化过渡到大众化,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文学的边界和写作的可能。非虚构文学以捕捉生活的现场感和生活的无数细节,在当代文学的文学潮流初露峥嵘。

梁鸿的《中国在梁庄》记录了河南穰县一个叫梁庄的村子近30年来的变迁,以近似纪实手法呈现了当代中国农村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留守儿童的教育危机、农民养老、教育、医疗的缺失、自然环境的破坏、家庭的裂变……在书中,梁鸿通过口述实录、现场调查等方式讲述了一个个具有典型性的人物故事。而她的新作《出梁庄记》再一次以梁庄作为原点,将目光聚焦在了城市的农民工群体,以非虚构的写作姿态追问时代真相。

评论家谢有顺表示,梁鸿的写作是以真实的细节为基础,与生命个体进行对话,这种落实到细微的真实触角,把抽象的中国、被打包的中国具象化。“现在我们说农村很凋敝荒凉这是一个结论,说农民没有素质也是一个结论,说打工的人苦难也是一种结论,这所有的结论都是抽象的,非常泛且宏观。梁鸿描述中国的方式,是将简化了的中国,以坦诚的视角延展开来,这也是非虚构的力量。”《出梁庄记》中的主要人物有51位,梁鸿做了详实的记录和调研,在经验的细节上发声。

尽管非虚构文学独辟蹊径,但在很多批评家和作家眼中,“非虚构”与“虚构”之间的界限其实并不存在,重要的是叙述本身的有效性。“只要是叙述就有某种意义上的虚构,语言在安排上总有你的主观意志,背后一定都是你的主观性。”梁鸿告诉记者。至于“非虚构”到底是不是写作前有意识的设定,梁鸿认为:“也许,在那会儿我并没有所谓‘非虚构’的概念,在写作之前我会零散地搜集一些村支书的顺口溜,每次回家时间,时间一长就多多少少写点小散文和人物记录。实际上这都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至于说写出多大意义,能有多大的反响,那是一点也没有预设的。”

追问未来

关注写实? 印证想象力匮乏?

非虚构文学一时间成为引人注目的主题,无疑让更多作家和读者重新关注生活,挖掘现实素材,这自然是无可厚非。正如我们一直强调和思考的,中国的文学到底应该怎么写?对此,“非虚构”给出了一道良方,也让写实再一次得到重申。但“非虚构”真的能为当代文学写作方向重新定位,并成为文学中的新资源和新生机?作家于困困就将“非虚构”比作被人们寄予厚望的孩童,也有作家将此视为中国文学缺乏想象力的另一种“症状”——现实成了唯一的路径。

另外,每每文坛形成某股风潮,反倒成为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隐性约束。“很多作家关于现实的经验是模糊的,有时候甚至是受媒体的影响和时尚话题的潜在操纵,当作家误以为这样的经验是个人经验的时候,他们写出的文学文本是暧昧、模糊,并缺乏个性的,这反而是写作中非常不妙的事情,这样的作品也是随着时间烟消云散的。”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评论家周立民说。有的作家更是认为,如果写作者把现实马上转化成小说,反而是另一种媚俗。作家更应该关注的是事件背后的密码,绝非事实本身。

“文学上对一种写作的集体、有意识的命名和经验越成熟,往往越可怕,这对文学的杀伤力更大,因为它总是有意无意地在提醒作家要如何去写作。”

“无论文学和现实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作为一个创作者,最大的深度在于对自身精神源泉的挖掘。”作家李静认为。现实在成为写作之不绝源泉的同时,也可能是另一种一桎梏,要把驳杂的现实化成文字,书写成穿透人心的作品,最终还是要落到个人的精神原点。“为什么鲁迅的文章虽写苦难的人群,却能持续闪烁精神之光,那是因为他并不附着于他书写的对象之上,而是深深扎根于他自身的精神土壤。对此,每个作家更需要建构一个强大的自我。”李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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